那时,他还没参军,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山那边的小水坝。
可他很真诚。
他会在上工路上往我手里偷偷塞鸡蛋。
会在炎热的下午,抢过我手里的锄头帮我卖力干活。
还会在露天放电影的时候,悄悄凑到我耳边,红着脸说:
“莲英,你比电影明星还好看。”
我那时候真庆幸,自己能嫁给这么一个好男人。
可慢慢的,他变了。
寄回家的包裹不再沉甸甸,反而不断催着我往城里寄口粮。
送回来的津贴也一天天减少,从一开始的十块二十,慢慢变成了一块钱、两块钱。
信里,他振振有词:
“莲英,我认识了一个牺牲战友的遗孀,她丈夫死了,身子又不好,很可怜。”
“我要帮帮她。”
这一帮,就是十八年。
我在乡下伺候公婆、照顾孩子,三十多岁看起来像五十岁。
关淑梅在城里风花雪月,谈情说爱,宛若十八。我吃的所有苦,都变成了陆援朝送给关淑梅的养分。
那我算什么呢?
我该认命吗?
我认不了。
第二天,我振作精神直奔教育局。
“请问顶替别人上大学,怎么举报?”从教育局出来,我怀着激动的心回了家,
刚进院子,隔壁蔡婶就着急地通知我。
“你们家少国晕倒了,陆团长刚把人送去医院,赶紧去看看吧!”
我吓坏了,转身往外跑。
不小心踩空,从台阶上滚下来,脚踝肿起硕大的包。
但我顾不上疼,瘸着腿赶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