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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2页）

由于部队电台丢失，基本上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的重大问题及重大军事行动，无法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党中央的指示也难以迅速到达并加以贯彻落实；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连续四次的“肃反”扩大化，使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撤消政治机关的严重程度，广大党员和红军干部长期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中，革命事业遭受重创。为彻底摆脱这一困境，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新苏区的决定，将党和红军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入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上来，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开展黔东苏维埃革命运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党和红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地方工作等有了根本转变。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项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既保存和发展了湘鄂西以来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也开创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2

(二）为红军创造了休整和发展的条件，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

红三军自退出洪湖苏区以后，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长期处于流动和游击状态，连续奔波作战得不到休整，特别是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常常缺吃少穿，濒临绝境。在黔东开辟了根据地，红三军才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得到休整。红军在黔东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黔东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当红军，仅几个月的时间，红军在黔东地区就吸收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壮大改变了初到黔东时那种“枪多人少”的现象。红三军在黔东期间重视军队干部建设，开办红军干部培训班，一批批红军干部通过培训和锻炼，被提拔到党、政、军各领导岗位，担负起指挥部队战斗、保卫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重任。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开办红军学校，举办流动训练班和办《红星报》等形式，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的目的。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部队的战斗力、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肃反”扩大化的停止，部队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后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1

（三）实现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意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石阡甘溪突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截成三段，各部虽然分别冲出重围，但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继续寻找黔东苏区，成为红六军团各部的重要目标和迫切期望。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终于实现了两军于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三军的主动接应，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贺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2

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使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四）黔东的革命实践和持续斗争，为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曾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未能付诸实施。经历若干挫折后，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并成功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实现胜利会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东征，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将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主力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支撑，而且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后来新根据地的迅速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黔东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更是直接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五）在云贵地区首举苏维埃红旗，锻炼了黔东人民，播撒了革命火种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根据地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后，黔东军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党和红军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黔东人民心中。后来，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踏入这块红色土地时，很快就掀起新的革命风暴，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拓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敢于斗争，勇于革命的地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黔东各族人民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发扬当年红军开辟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继承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黔东的解放，为当家做主人，黔东各族儿女谱写了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一、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红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严格执行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惩治贪污蜕化行为，保持革命队伍纯洁、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与黔东人民同甘共苦，促进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不畏牺牲的豪情壮志

红军在黔东宣传革命理论，革命真理在黔东一经传播，就坚定了黔东人民的革命信念。波澜壮阔的“神兵”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神兵”转变成革命战士。傅怀忠受贺龙的重托，转运盐巴和药材到苏区，途中落入敌手，至死不屈，被誉为“特别交通员”。红军女游击队员贺咏珍与敌周旋中，在森林里吃树皮草根，坚持战斗半个月。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毁房逐民，滥杀无辜，企图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根据地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沿河水田坝乡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敌抓去吊打，坚贞不屈，在遗书中教育其子“要与土豪彻底斗争下去……红军坚决不投敌人的降，等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我伸冤报仇。”革命正气凛然。

（二）群众纪律严明，军民关系密切

红军是创建根据地的主力军，群众纪律是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军民关系的基础。红三军在黔东的各次战斗中，从不毁坏民房，误伤群众，特别强调：烦劳群众的事情给以酬金，部队驻军不要民众办招待，市场交易中公平买卖，按时价付款。群众耳闻目睹，感受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自觉地摆脱反动宣传的影响，陆续返回居住地，参加革命活动。红军和苏维埃干部积极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关心特别困难群众的生活，赠送衣被和其他日用品，平时款待卖柴卖菜的群众，而群众也愿意把黄瓜、四季豆等蔬菜挑到红军驻地进行交易。看到伤病员的痛苦，老百姓送来草药、药方。干群关系融洽，军民鱼水情深。为配合红军作战，印江县第一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尚质，年已六十多岁，仍率领数十名群众组成担架队，亲临战场运送伤员，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情。

（三）巩固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

黔东历史上，苗族人民深受“赶苗夺业”迫害，而“毕兹卡”（土家人）也被赶入山林，数十万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把发展民族关系，谋求民族团结进步作为政府的一个根本工作方针，在《关于苗族问题决议》里就明确指出要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嫌隙，建立亲密的联合，共同反抗土司的压迫等任务。贺龙、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亲自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沿河土家族工商业户深受鼓舞，自愿筹资支援红军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更是根据地长期性的工作。松桃严家坡区10个乡苏维埃政府中，苗族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40%。土家族歌谣《十杯酒》中唱到“到处成立苏维埃，革命成功万万代”。红军写下的“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等标语，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力见证。

（四）同甘共苦，艰苦创业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艰苦的环境中开辟的，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顽强苦斗。黔东人少、地少，老百姓很穷，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给养。军民通常有粮吃干饭、粮少吃稀饭，无粮吃野菜，红军把有限的浮财分给群众，而老百姓把上山采摘的野菜捐给红军。军民甘苦与共。地方的游击队、自卫队边打仗，边耕种，还要为红军家属割谷、为群众代耕等，印江天堂就有一支专为红军提供粮草、保障作战需要的给养队。群众深信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服穿”的军队，是“干人”（穷人）的队伍，因而自愿献铜铁支持红军作修理枪械用，有的群众还帮子弟兵打草鞋、送铺草。军民十分亲近。经过红军干部艰苦工作，地方武装迅速得到发展。如沿河独立团就是红军干部贺炳炎带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到沿河上坝，深入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努力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五）严厉惩治贪污蜕化，保持革命队伍纯洁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施行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干部组织纪律、形势政策等教育，建设一支纯洁的革命队伍。财政经济工作中严禁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或中饱私囊，贪污、盗窃财物，犯者重罪。打土豪所获的财物要交公，这是一条铁的纪律。个别红军干部或游击队长因偷拿一匹布，私扣一斤粮，暗藏一只手镯，数量虽少，但触犯法令，被依法惩处。如红花园乡游击中队长吴德高、风谷岭乡游击中队长杨秀章，因贪污被撤职。一般来说，发现有贪污盗窃行为者，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启发其革命阶级觉悟，或在公众曝光，发挥群众的革命权力，进行批判处理；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职，或处以极刑。同样，为确保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巩固革命队伍的阶级团结，对革命队伍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绝不姑息。特区征粮部长方锡之与敌勾结，出卖特区情报、罗南溪乡游击中队长杨通茂包庇土豪劣绅、一战士因丧失革命斗志，与一个有钱财的寡妇姘居等，均遭到严惩。